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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乐山和《一九八四》

1999-02-10 来源:中华读书报 巫宁坤 我有话说

八年中,多少至亲好友,一个接一个谢世了。远一些的不说,前年六月,董乐山从北京寄来《汪曾祺悄然归去》的剪报。曾祺和我相知六十多年,1991年夏我离京前曾到他家去告别,本以为不过是又一次小别,相约重见时一醉方休,谁料到竟成永诀。

去年早些时候,他在纽约的哥哥鼎山在电话中告诉我,乐山的主治医师向他的家属透露,他已馀日无多了。我多么想再见到他,重温我俩一见如故的友情,尽管于事无补,也许可让久别的知己暂一忘却病痛。去年九月,我返京的行程确定后,就打电话告诉他,虽远隔重洋,我也能听出他的兴奋是溢于言表的。

十月六日抵京,安顿下来,安排好有关讲学的事宜后,十日就由老友、《英语世界》主编陈羽纶驱车陪我和怡楷一道去探望乐山。他还住在老地方,中国社科院在团结湖北里的公房。

八年不见,房子和主人都老了不少,但乐山还是那副温文尔雅的老样子,虽然面容清癯,却并无病入膏肓的迹象,说话仍是那么平和喜人,谈到自己的病情也无丝毫怨艾。我们没有久坐,因为事前听说他已经遵医嘱谢客了。临别前,他送给我事前已签好名的两本译著,《一九八四》和《奥威尔文集》,两本散文集,《文化的误读》和《边缘人语》。

月底离京返美前,我打电话和他告别,说明年打算再回来看他,他听了很高兴。返美后,11月中去电话,听他说患了感冒,高烧不退。12月初,又去电话,听他说话很吃力,噪音嘶哑,他说周身疼痛,有腹水现象,我才感到事态严重。圣诞节和新年,我往常总打电话给他拜节,这一次我踌躇再三,几次拿起电话又放下了。

一月十六日,星期六,鼎山兄从电话中传来了噩耗:乐山已于北京时间当晚八时十分去世。一代翻译大师终于从肉体病痛的煎熬解脱了,但纵观他一生的追求、挫折和幻灭,乐山是虽死也难以暝目的。

董乐山1924年生,在上海上中学时就向往“社会主义革命”,参加“民先”,后入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46年毕业。在此期间,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革命更充满憧憬。我不知道他是何时入党的,只知道解放后他进入新华社国际部工作,颇受重用,不料1957年上了“阴谋”的圈套,被戴上“右派份子”棘冠,从此打入贱民的深渊。好不容易摘掉帽子,夹着尾巴做人,又赶上“十年浩劫”,理所当然当上了“牛鬼蛇神”,批臭斗臭之余,再次押送农村劳改。后来在劳动中摔断了胳膊,奉命回北京给一些干部补习英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竟然能在家里的劫灰中找到一本英文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在久经劫难之后,重读这部纳粹极权主义灭绝人性的罪恶史,震聋发聩,更加深了他对现实痛定思痛的反思。于是,他发挥当年参加地下工作的本领,秘密地夜以继日翻译起这部名副其实的近代史巨著来。“文革”过后,他的译稿终于付印,但仅限内部发行,供高干参考。八十年代初,这本翻译巨著终于公开发行,立即在全国不胫而走,给浩劫余生的人们上了似曾相识的一课。

接着,他出了《西行漫记》的一个新译本,销了160万册。这本当年名噪一时的书曾使他对社会主义心向往之,现在却为人们三、四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提供了触目惊心的强烈对照,也为他的译事提供了一个新的动力。他接二连三译了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特勒揭露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小说《正午的黑暗》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恐怖预言小说《一九八四》,近年又出版了《奥威尔文集》。

从斯诺到奥威尔,从《西行漫记》到《一九八四》这不是一个翻译家无所谓的选择,也不是甚么思想的飞跃或突变,而是勾划了一个始终关注中华民族和人类终极命运的智者曲折的心路历程。

他在“1997年酷暑”抱病写的《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一文是对奥威尔的一生和这部二十世纪政治预言经典无比精辟的论述。作者首先指出: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而他的极权主义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但是无论信奉社会主义或者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都是在他生涯较晚的时候才走到这一步的。

译者本人何尝不是如此!奥威尔的觉醒是从一九三六年参加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斗争开始的。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大敌当前,打着社会主义幌子的极权主义霸主却忙于千方百计地消减有独立思想、不跟着指挥棒转的异己。他伤透了心,但却“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明确了是哪一种社会主义,那就是主张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变种形式的社会主义。”

董乐山的觉醒较诸奥威尔是更加艰辛和来之不易的。历经“反右”和“文革”等等无止无休的血腥洗礼,他终于参透了极权主义的恐怖政治,在灵魂受难的“酷暑”写下了他的政治遗嘱:“二十世纪是个政治恐怖的世纪。二十世纪快要结束了,但政治恐怖仍然阴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价值。是否可以说对我们来说,只有彻底否定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类恐怖的极权主义,才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1999年1月于维州猎人森林客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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